中國百年語文教材的文化選擇

　　進入近代以來，隨著帝國主義列強用炮艦打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之后，中西兩種文化便進入了直接沖突的歷史進程。因而語文教材近代化的進程，從一開始就面臨兩種文化的抉擇。但當時的國人已不可能像祖先那樣，僅僅在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中就可以作出抉擇，而必須面對兩種文化碰撞所帶來的諸多難題。顯而易見，作為文化選擇的體現物，我國近代語文教材的變革，其本身就是一場深層次的文化變革。

　　面對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其結果，早年有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構想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學”說；其后則有“中體西用”說。中學西學，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矛盾心理。反映在教材編制上，就出現了新舊雜糅的現象。如清朝編譯圖書局的編輯們在編寫《初小國文教科書》時，就長久地陷入了固守原有教育宗旨與發展新教育的矛盾之中。同樣，辛亥革命初期，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們在教材編制中就如何對待新舊道德的問題也面臨諸多困惑。不過，從總體看，我國近代以來的語文教材在對中西文化的選擇中還是恪守民族文化為主的立場。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入選課文的外國作品，數量是相當有限的，且主要是優秀作品，如：上世紀20年代有都德的《最后一課》、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女兒》、黎士禮介紹的《法國馬賽革命歌》等，30年代有莫泊桑的《項鏈》，40年代有法布爾的《蟬》、屠格涅夫的《乞丐》等。除了這些為數不多的外國作品以外，語文課文絕大多數是我們本國的作品。新中國成立之后，尤其是50年代，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許多作品開始被大量介紹到我國，形成了語文教材引進外國作品的一次高潮；此后，外國作品的比重急劇降低。改革開放以來，教材中的外國作品雖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并不高。這表明在我國百年語文教材的建設中民族文化始終是主流。

　　民族文化是一種取之不盡的寶貴資源，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重視民族文化的獨特個性，是抵制文化霸權主義，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培養民族精神的重要舉措。從母語教材文化建設的角度看，挖掘民族文化的優秀資源，保護好民族文化遺產，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是推動當代文化發展，建立文化創新機制，保障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文化源泉。

　　我國近代以來語文教材的變革，同時也表現為新舊文化之間的對立和沖突。1904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雖然標志著我國語文課程近代化的開始，但從文化的視角看，封建文化仍是當時語文教材內容的主流。而且，當時章句之學盛行，即使古代經典也把它蘊含的內在結構肢解得支離破碎，導致原有的“經世致用”的精神喪失殆盡。隨著南京臨時政府的建立，封建舊教育被逐步消解，資產階級“五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得以確立，從而大大推進了語文教材近代化的進程。一大批反映普通民眾現實生活，關注兒童成長及發展的新的白話作品，特別是“五四”新文學代表作家的作品開始進入語文教材，并逐漸構成了語文教育內容的主體。民主自由、勞工神圣、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個性解放等思想不僅解構了封建教育道德教化的主題，而且打破了語文教育封閉的文化結構，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關注個體的現實生活，不斷朝向未來的開放的文化體系。

　　新舊文化在語文形式上的變化也非常顯著。以文體為例，清末吳增祺編寫的《中學國文教科書》選文619篇，涉及的文體達30多種，不少文體本身就是封建關系及舊倫理道德的一種反映，如墓志銘、祭文、表、誄、疏、銘箴、頌、贊、刻石、檄、詔，等等。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一些反映變革時代社會普通民眾生活及審美追求的新的文學樣式進入語文教材，且不說白話小說、詩歌、散文、話劇，就是社會調查、時事評論、小品、日記、書信等也進入語文課堂。20世紀20-30年代的語文課程改革還對當時涌現出來的各種文體及表達形式進行整合與改造，最終形成了一種便于中學生讀寫訓練的語文教育實用文體結構，即記敘文—抒情文—議論文和說明文。以語體為例，1920年秋季起，教育部宣布廢止小學文言教科書，要求各級學校教科書逐步采用語體文。對此，胡適曾作過高度評價，認為這道命令，把中國教育的革命，至少提前了二十年。吳研因也稱贊把小學教科書改文言為白話，是一種重大的進步，也是小學教學的自然趨勢。由此可見，教科書改文言為白話，正像許多學者指出的那樣，其意義絕非僅僅是一種語言形式的變革，而在于它成了新文化的載體，在于它使教科書走向了大眾，走向了時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1949年4月，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廢除“國文”“國語”的名稱，統一稱為“語文”。語文學科正名這一事實，深刻地反映了人們對語文本質的認識，體現了“言”“文”一致的學科特點。1950年6月出版的全國統一的語文課本，改革的重點是在政治內容方面，強調徹底清除國民黨統治時期語文教材中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思想內容，注重用革命思想教育學生。這在當時是非常必要的，反映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新舊文化的斗爭。但限于當時對語文功能的片面認識，認為“語文是學習和工作的一種基本工具，也是一種斗爭武器”，包括其后的認為語文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導致語文教材的選文在很長一個時期內，存在著“左”的傾向，并誤把“左”的傾向當做新文化。這正如1985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所指出的那樣：“從5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全黨工作重點一直沒有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由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思想的影響，教育事業不但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要地位，而且受到‘左’的政治運動的頻繁沖擊。”這段話也比較準確地概括了從50年代后期到新時期之間包括語文教材在內的我國教育的基本狀況。

　　如果說新中國成立之前文言與白話之爭是語文教材建設中的一個熱點問題，那么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半個多世紀，語文教材選文的時代性與經典性之爭則是一個從未間斷過的話題，即我們的語文教材建設始終面臨著一個對時代文化與經典文化的選擇問題。

　　語文教材中反映時代文化的課文，人們一般稱之為時文。它的主要特點是適應與時俱進的課程發展理念，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時代精神，同時與社會發展、科技進步、現實生活的聯系十分緊密。時文所反映的時代文化又往往是與大眾文化結合在一起的，它是語文教材的活力所在。除此以外，從某種意義上講，語文教材的時代文化還體現在注重應用，加強與學生實際的溝通等許多方面。而經典文化則主要表現為入選教材的課文是經典作品，它們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經過時間的考驗，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并被廣大讀者所接受。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獨具特色的文化，都有一批能經受得起時間考驗、長久不衰的經典。如果丟掉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不僅是民族自身的悲哀，也是人類文化的損失。同樣的道理，語文課程教材要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其內容在與時俱進，滿足社會實際需要的同時，必須加強其經典性。

　　我國自近代以來的語文教材曾經歷過一個經典教育轉換的過程。如果說封建語文教育主要以儒家經典，特別是四書五經為中心，其結構是封閉的，那么，“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隨著新文學作品開始進入教材，并逐漸構成了語文教育的主要內容。加上部分外國文學經典，經典教育變成了一個面向現實的開放的結構。到20世紀50年代，經典教育主要由口頭文學、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和前蘇聯文學構成。如果說封建經典教育主要以道德教化為主，那么現代經典教育則以學生的生活和發展為中心，無論思想題材還是體裁與形式都被大大拓展了。比如在文體上，散文在語文教材中開始占主導地位。與此同時，經典課文逐漸取代先前的經典話語，而成為閱讀教學的核心內容。此后，80-90年代的教學大綱都對入選教材的經典課文作了明確的界定，其基本內涵包括：“必須是范文，要求文質兼美，具有積極的思想內容和優美的藝術形式，足為學生學習的典范。”“一般應該是素有定評的，膾炙人口的，特別經過教學實驗證明是良好的。”

　　經典之所以為經典，是由于它以獨特的無與倫比的方式觸及、思考和表達了人類生存的基本問題，其深度和廣度為后世所難以超越，對人類具有永久的魅力。它能經受時間的考驗而歷久彌新。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經典是沒有時間性的，它永遠不會過時。經典是文化之母，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只能從閱讀經典開始。經典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當然，語文教材選擇經典文化也并非拒絕生活關懷。經典文化與時代文化是可以并存共處、和諧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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