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學教育模式值得深思(2)

　　二、“衡水模式”存在的制度合法性分析

　　可以說，“衡水模式”代表著當前中學教育的一種實際的制度安排。雖然國家提倡素質教育，但是現實當中衡水中學所代表的做法才取得了最大的合法性，規范著辦學行為。這里的合法性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合法，而是現實中被人們所認同的權威和秩序。所謂制度的合法性就是社會價值標準的具體體現。因此，只有分析清楚“衡水模式”存在的制度基礎，才能更加明白為何會選擇這樣一種制度模式。

　　(一)學歷競爭社會的存在

　　教育對于個人而言，一方面在于提升人本身，促進個人在知識、能力以及人格等方面的發展，成為優秀的人才，而另一方面則在于通過教育提升個人以及家庭的社會地位，獲得更好的崗位和收入。但是社會如何評判人才的優秀程度則是一個難題。因為各行各業和個人之間都是千差外別的，要求的知識和能力也各不相同。理想的狀態是社會能夠提供多樣化的教育和評判方式，讓每一個人都能根據自身的特點和能力高低找到合適的社會位置。但是社會發展到這一步需要多種條件以及漫長的過程。而比較簡單相對也是公平的做法則是通過考試選拔人才進入高等教育，然后通過學歷認定其能力高低，學歷社會由此形成。“所謂學歷社會，是指在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時，學歷比其他因素更具有決定性作用的社會。換句話說，學歷社會是以文憑為中心、學歷至上的社會。在學歷社會里，社會生活的重要環節如就業、晉升、流動、社會聲望等都主要受學歷高低的影響。”[2]而當前中國社會逐漸步入一個學歷高度競爭的社會。社會各行各業招聘人才往往以學歷為重，而且越是好的單位越是學歷優先。比如很多單位招聘人才明確提出必須是“985”和“211”大學的學生。在精英高等教育時代，人們競爭的是高校的門檻，而在大眾高等教育時代，人們競爭的是高校的地位。在高等教育大擴招之后，因為有就業市場的反饋(就業難)，名義上大家上高校的機會增加了，而實際上，高等教育的競爭是越來越激烈了。正如鄭也夫所言，我國的教育正陷入越來越激烈的“學歷的軍備競賽”中。[3]而衡水中學的做法最大程度上符合了學歷社會的要求，學生能夠通過高考上名校，實現社會地位的轉變，成為“學歷軍備競賽”的勝利者。

　　(二)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平衡

　　在基礎教育階段，教育公平是應有之義。而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就是資源配置的公平。也就是讓學生能享受到同樣的教育機會和條件，而且“在客觀上存在著社會發展不平等的歷史時期，公共教育資源配置向社會弱勢群體傾斜(‘不平等’的矯正)。”[4]但是在當前的中國，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更好地培養優秀人才，國家集中力量辦好一批重點學校，形成了重點中學和普通中學的區別。這就是所謂的重點校的制度安排。初始的制度選擇會自我強化，這就是“路徑依賴”。重點學校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必須要獲取更大的資源配置，勢必加劇其他學校資源配置能力的減弱。當前，重點學校和一般學校在資源配置上的差別越來越大。衡水中學被稱為“超級中學”，不僅僅是高考的成功，更是因為其資源配置能力的強大，集中了一個地區最優秀的學生和教師以及教育條件。正如有不少學者指出的，超級中學就像“黑洞”，吸收其他學校的能量，從而破壞了教育整體的生態平衡。衡水中學的存在已經導致其他高中辦學能力的衰弱。正如一位基層教師所言：“原來縣里的中學每年都有一些能考上清華、北大的學生，可是近年來，優質生源都跑到衡水中學去了，老師們費很大的勁，都培養不出一名清華、北大生。”在這種資源配置制度安排之下，學生家長只能“擇校”，千方百計把學生送到這種超級中學來。另一方面超級中學也千方百計地增強自身的資源配置能力，獎勵優秀生源，重獎優秀教師，等等。而為了獲得政績，地方政府也通過土地、經費以及政策等措施支持這些超級中學，從而進一步加劇了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在當前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的格局下，衡水中學是資源配置的獲益者。

　　(三)社會階層的日益固化

　　社會階層是指處于不同地位的社會群體。在一個開放有序的社會里，各階層之間能夠流動，個人可以依靠后天努力從而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而在一個封閉失衡的社會里，個人向上流動的通道被堵塞。社會階層之間趨于穩定，不平等的社會結構被遺傳。社會流動受阻的情況被稱為階層固化。階層固化最重要的表現就是人們競爭起點、機會以及過程的不公平。所謂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就是這個意思。大家不是在同一起跑線起跑，而且跑步規則偏向先起跑者，也就是偏袒權勢階層，那只會造成社會各階層的差距越拉越大。而在就業體系中，不同的行業、崗位，不但收入相差迥異，而且所獲得的社會福利保障也不同，社會地位更不同。而教育自古以來就是促使社會流動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即教育成層。“所謂教育成層是指社會成員因具有不同的教育程度，而對社會地位、社會財富、權力、文化和職業進行再分配，使原有的階級和階層不斷得到補充、再生，使新的階級和階層得以形成的過程。”[5]古代的科舉和現代的高考都有這種功能。可是在當前受資源分配的不公以及就業市場的不平等政策限制，教育競爭的起點和過程不公平導致教育本身也在“固化”，不僅不能幫助階層流動，而是幫助階層固化。學校和學校之間、農村和城市之間、省域和省域之間都有著清晰的界限。“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這一趨勢正在被加劇和固化。根據楊東平的研究，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20世紀90年代起就開始不斷滑落。面對這種階層固化的情況，社會底層要想改變命運，除非出國留學或者放棄追求有“含金量”的學歷，否則只能通過“苦學”在高考中取得優異的成績。可以說，“衡水模式”的做法是社會階層日益固化的一種反映和抗爭，學生只能通過這種“人間煉獄”般的學習方式才能改變社會地位甚至是家庭的命運，打破代際遺傳。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衡水模式”是社會階層日益固化的突破者。

　　在現有的社會價值觀念和制度安排之下，“衡水模式”最大程度上符合社會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選擇。學生可以通過在衡水中學的刻苦學習獲得高分，進入好大學，進而在就業市場找到好工作，改變個人和家庭命運；衡水中學通過這種辦學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獲得辦學資源，為自身和教師盡可能改變辦學條件，在競爭日益激烈的高中教育中占得先機；而當地政府則在“衡水模式”中收獲了政績，甚至也能起到拉動經濟發展的作用。因此，“衡水模式”得到了現實的認同，尤其是對于學生和家長而言。然而，在理想中，中國的中學教育甚至是整個教育卻不應該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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